黄河中游东岸的蒲津渡遗址上，4尊铁牛排成两排，面向黄河，怒目圆睁，侧耳聆听，前腿蹬，后腿蹲，一幅“沧桑未改牛脾气，进退还凭铁骨头”的气势。它们已近1300岁。

      中国桥梁专家唐寰澄认为，它们不同于扬军阵、耀帝威的秦兵马俑；亦不同于宣佛法、炫珍宝的释迦舍利；也不同于讲五行、为厌胜的镇水石犀。这是一个具体的工程建设，是中国古代劳动人民对世界桥梁、冶金、雕塑事业的伟大贡献，是世界桥梁史上的无价之宝。

      因国家工程而生

     蒲津渡历史悠久，是古代黄河中游一个重要的渡口，曾是运送粮食、盐、铁等物资的通道，在政治、经济、军事诸方面都有重要的战略意义，为历代兵家必争之地。

      蒲津浮桥原为竹索连舟浮桥，用木桩做地锚，春天黄河冰凌解冻后很容易将浮桥冲坏，不仅劳民伤财，还给两岸交通带来不便。唐开元年间，唐王朝国力强盛，生铁产量已很丰富，有条件用在工程上做浮桥地锚。

      于是，唐开元十二年，唐玄宗倾国力，派中书令张说主持修建新的蒲津浮桥，在两岸各铸4尊铁牛为固定地锚，改“竹缆连舟”为“铁索连舟”。

      在中国传统文化里，牛是镇水神兽，这8尊铁牛出生时就被寄予了守护黄河安澜的美好愿望。

      一时间，能工巧匠汇聚于此，人声鼎沸，烟尘滚滚，热火朝天地铸造以铁牛为代表的铁器群。他们以黄蜡雕塑造型，将澄泥涂于蜡模外，用火烘烤，待泥模烘干后，将蜡液排出，再堵住排出口，灌入洪流般火热铁水，当铁水凝固后打碎泥范，铁牛顺利成型。

      据测算，这4尊铁牛每尊重达45吨至75吨不等，长约300厘米，宽约110厘米，高约150厘米。每尊牛的后部有一横轴，长220厘米，轴头有不同纹饰。这批铁器群为低硫低硅灰口铁，是木炭冶铸的产物。

    “这是一项国家工程，无论铸造技术还是雕塑艺术，都代表了当时最高水平，是中华民族的骄傲。”曾负责铁牛考古发掘工作的考古专家刘永生说。

 
      坚守岗位500年

    “铁牛造型非常写实，选用的是我们当地晋南大黄牛的造型，看上去憨厚朴实，又有大唐雄浑厚重的气势。”蒲津渡遗址博物馆办公室主任尉会萍说。

      和铁牛配套的还有铁人、铁山、铁墩、七星状铁柱等。其中，最有趣的是个头高大的铁人们，形态、表情各异，极为生动。每尊铁人高约1.9米，有的形象轮廓分明，眼睛大，颧骨较高，嘴唇丰厚，袒胸赤膊，下身着围裙；有的则着典型的唐朝服饰。他们双手呈握器物状，两拳成孔，可能当年拿着“工具”。目前他们的身份还不能确定。

       这批铁牛可不是普通的牛，它们身下斜柱桩的构造和作用是古代桥梁工程的典范。每尊铁牛下方，有和牛身相连的6根长铁柱，倾斜度达35度到45度，牢牢扎入地下。柱桩均在1.5米左右距离出现反向伸出的“出脚”，增大了前后、左右、上下活动的阻力，保证了上部铁牛的稳定、坚固，使其可以承受来自浮桥的水平拉力。然而，面对黄河的惊涛骇浪，铁牛难免有沉浮。宋朝时，8只大铁牛被大水冲走，陷入河底的淤泥。为重修浮桥，当时出色的工程学家怀丙和尚利用浮力打捞起它们。这个故事后来被编入课本，铁牛也因此家喻户晓。

      专家们考证，在对蒲津渡浮桥不断维护下，黄河两岸8尊铁牛坚守岗位约500年，直到浮桥被金元战火毁掉，它们才卸下肩头重担。

       传承大唐文化

       清代蒲州知府周景柱在《开元铁牛铭》中记载，蒲西郭外黄河之岸侧，有铁牛四，自唐开元中所铸凡八，其四在秦之朝邑，东西分向，用以维河桥。及金元世，桥废渡绝，而牛之存者如故，阅千有余岁矣。

        面对历经沧桑的大铁牛，周景柱发思古之悠情，加强文物保护，修筑了保护铁牛遗迹的青砖护卫墙。

        俗话说“三十年河东，三十年河西”，就发生在铁牛脚下这片土地。随着黄河向西改道，20世纪40年代，铁牛渐渐没入泥沙。

        永济市博物馆原馆长樊旺林坚信铁牛的存在。他深入黄河滩涂探查、到民间走访，1988年正式寻找铁牛。一年后，黄河东岸的4尊铁牛，连同铁人、铁山、铁柱等面世，樊旺林百感交集，流下激动的热泪。目前，黄河西岸的铁器群仍沉没在泥沙中。

       由于靠近黄河，空气潮湿，地下渗水不断，出土后的铁牛等腐蚀严重，锈迹斑斑。铁牛的保护工作引起各级政府的关注。1991年进行了第一次考古发掘，            1999年10月至2000年4月又进行了第二次考古发掘。

       2001年，“蒲津渡与蒲州故城遗址”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。2005年，蒲津渡遗址保护工程完成，铁器群在发掘原址上被提升了12.2米进行保护展示。

    （《新华每日电讯》）